一百余年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轫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新式洋学堂。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两千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其中最为特殊的，是7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大学。

它们分布在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东南沿海4个省（市），基本全英文授课，教师和教材来自全世界。尽管它们每年招收的近8000名本科生，尚不到全国高考学生的千分之一，但从上到下都有共识：它们是中国高教制度变革的“领头羊”。

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效果如何？它们能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什么？如何推动中国高教制度的改革？面临着哪些争议和困境？它们教不教马列、有没有党委、搞不搞军训？

南方周末记者历时一月，走访了全部7所中外合作大学，为以上问题寻求答案。

“诺丁鸭，你们先走吧！”几个学生嬉笑着从教学楼一侧的星巴克走出来，一群摇摇摆摆的灰色水禽令他们止步。

“诺丁鸭”其实是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灰天鹅，因形似鸭子而得名。在宁波引进诺丁汉大学的过程中，它也被从英国空运而来，作为校园吉祥物。多年来，它添了很多中文名字，比如“宁诺神兽”……

“神兽”是贵族。它们懂得去教学楼躲雨，也会在教室里下蛋。行人、车辆都得主动让行，且不能随意喂食。如有虐待损伤行为，将面临重罚乃至开除的处分。

它们又是见证者。在2003年9月1日起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下，中国本土高等教育多了一种全新选择——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而宁波诺丁汉大学，正是其中的第一所。

到中国来能赚多少钱？

1878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若瑟在上海沪西购得84亩土地，用它建立了中国大陆近代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

这所大学只有富家子弟才能上得起。每到周末，接学生回家的汽车会在校门口排起长龙。即使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也堪称一个奢华的奇观。

百年一瞬而过，现今的中外合作大学的学费普遍仍比本土高校贵十倍以上。坊间有评论称，这是国外高校嗅到中国这块“肥肉”，而来分一杯教育市场的羹。

然而，对于今天的7所中外合作大学而言，其合作协议中最为基本的共识便是：合作双方均不盈利。目前除了部分学校拥有政府投入之外，其余的运营经费皆出自学费。

“杜克大学可以说在中国是亏本办学。”昆山杜克大学媒体总监沈杰说，“全球招聘的老师必须有国际化标准的薪资才能吸引其来中国授课。”

“经济想要全球化，教育必须国际化。”2003年，在中国加入WTO开放国内教育市场的契机之下，曾创办浙江万里学院的徐亚芬引进英国诺丁汉大学，成为中外合作大学的先行者。第一年招了两百多名学生，还不如一所普通国内高校的一个系多。

无论是法律、政策还是学校文件，这个领域都要从零开始。“连律师也不愿意给学校拟文件，觉得我们办不下去。”徐亚芬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她去找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周济说：“万里学院是公益性办学，可以先试一试，成功了才能推广开。”

到今天，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拥有了8届本科毕业生、10届硕士毕业生，中外合作大学也由一所扩张到了7所。2015年，7所中外合作大学招收本科生近8000人，尽管仍不足全国这一年942万高考学生的千分之一。

根据《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大学招生必须经过高考。目前，除个别省份外，所有中外合作大学都是第一批次统一招生。

“招生时，家长问得最多的就是有多少机会能够出境。”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秦泗钊看来，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付出比本土大学高10-20倍的学费，将孩子送往中外合作大学，正是看中它们能实现“在中国留学”。

导员开公号，校长晒邮箱

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宁波诺丁汉大学教室里，只有6个人围成一圈坐着。来自英国的文学课教师贝彻姆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5名学生用英文讨论的声音。这样的小班讨论课（seminar）正是中外合作大学中主流的课程形式，也是西方大学的通行做法。迥异于中国式的大课堂。

然而，这种课程形式并不意味着轻松。英国文学这门课对学生的要求是：每周读完一本英文原版小说，一学期的阅读量在十本以上。课前必须准备，课上必须发言，每一节课的表现都与这门课最后的成绩有关。

“教学楼24小时开放，去年考试周我在晚上12点离开自习室回宿舍休息，凌晨4点再回到那里的时候，（同学们上自习的状况）竟然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温州肯恩大学学生吴程程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这也是多所中外合作大学学生反映的普遍感受：“像读了四年高三”。源自西方的教学体系让高中老师口中“上了大学就轻松”的状态成为一种幻想。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生曾经和执行校长席酉民形容说：“这里是学渣的地狱”。

与本土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同，理事会才是中外合作大学的“国会”，校长及管理团队是理事会决策的执行者。根据《条例》，理事会由中外合作方组成，中外合作办学者一方担任理事长，由另一方担任副理事长。

以温州肯恩大学为例，15名理事会成员中，中方8名，美方7名。理事会每年开会1-2次，在决定学校的重大决策时，必须有人“提议”且有人“附议”才能进入讨论环节，并以罗伯特议事规则投票决定。

大学是半个社会。中外合作大学不仅引入了西方的教学体系，更带来了另一种社会治理的模式和理念。

“思想教育不能停止，但必须换一个方式。”纪君燕是宁波诺丁汉大学一名学生事务导师，相当于本土大学的“辅导员”。她开设了个人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中发布与宿舍生活、学习方法、心理调节等相关的原创文章。

纪君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宁波诺丁汉大学几乎所有的辅导员都主动开设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先把辅导员‘品牌化’了，才能实现潜移默化的思想引导。”

宁波诺丁汉大学大四学生李在洲至今还记得大一时那场轰动全校的“补考潮”：一百多人的教室，补考的学生足足坐满了两间。刚进大学的新生们不懂得国外论文引用与抄袭的区别，不少人都在一门课上领到了“鸭蛋”。她多次和在普通国内高校上学的朋友说起这个，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由于学生作业基本用英文完成，中外合作大学都引进了西方大学常用的数据库查重系统。一旦学生提交作业、论文，系统会直接统计文章内容的重复率。“在学术上是最没有人情味的。一旦被认定抄袭三次，就会被劝退。考试的时候拿出手机就是作弊。”西交利物浦大学大二学生周洲说。

“无情”的考核方式之外，校方却给学生留有另一种宽容：校长与学生同桌吃饭，学校所有管理者的邮箱在网上公布。在这些年轻的校园里，学生直接给校长写邮件反映问题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消除同性恋歧视的学生社团在多所中外合作大学中都能够批准成立，这在绝大多数的本土大学是一块禁区。

最近，宁波诺丁汉大学批准成立了一个致力于推动国际间学生融合、消除LGBT歧视的学生社团。“刚开始有些人会质疑这个社团的成立的目的，但校团委详细考察了社团的初衷和活动，觉得是有意义的。”团委书记戴一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社团成立后，曾有两个宁波其他学校的学生发来邮件，想要参加活动。为了这两个学生，社团成员连夜把英文的活动视频都加上了中文字幕。

“体制不是逃避改革的借口”

来自西方的影响，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之初就深入骨髓。正是因为“西学东渐”，中国才开始创立自己的近代大学。

现在，中外合作大学在传播新知之外，则有一份新的使命。

“中外合作大学不是外国大学的分校，而是希望在目前两千多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中，成为‘领头羊’，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探路者。”林金辉长期研究中外合作办学，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以中外合作办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由于一直不组织英语四六级报名，西交利物浦大学从办学之初就承受着学生和家长的压力。西交利物浦大学党委书记杨民助写了公开信，听取学生公开辩论，还把“学校不考四六级”写进了招生简章。

他说：“这种考试会让学生又回到追求分数的老路上，所以不论家长、学生如何来质疑，我们都不会让步。”

另一方面，校内各种不同类型的“教授委员会”成为学校决策意见的主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目前国内大学“去行政化”的理想。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韩云瑞退休后，来到西交利物浦大学数理教学中心担任教师。“在清华，教务处最大，任何学术上的改革只要教务处说‘没办法’就只能算了。但在这里，学术事务都须经过教授委员会讨论。”他说，“当然，有时候民主的确效率比较低，但让人感到老师是学校的主人。”

席酉民说，他常会听到一些本土高校同行对他在“体制外”办校的羡慕之声。在他看来，思想上的怕出事、怕担责，才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体制不是逃避改革的借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面对‘慕课’挑战的教与学的创新，难道体制会反对吗？”

目前，中外合作大学的地点集中在对国外资源较为开放的沿海地区4个省（市）。与温州类似，其中大部分城市如苏州、昆山、宁波、深圳，经济虽然发达，却缺少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因此，除昆山杜克大学之外，近几年成立的中外合作大学均由办学地政府主要出资建设。

虽然中外合作大学一直被寄托着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期待，但至今仍在寻求认可的道路上，遑论影响。“培养国际化人才”做起来远比喊出来要困难。

从中外合作大学的现有毕业生来看，大多数都选择出国继续深造，或进入外企。究竟是否能反哺办校地点，形成辐射效应，评价仍为时尚早。即便是从有多年办学历史的宁波诺丁汉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走出来的学生，至今仍时不时地要面对亲友“这是不是野鸡大学”的尴尬提问。

“内部的挑战要靠自己去面对，但是国家政策法规与学校发展客观需求不匹配则是更大的困扰。”席酉民说，我们缺少一部“大学组织法”。有些中外合作大学虽是非营利机构，但在税收方面却没有办法以非营利机构认定；这类学校以市场机制运转，但其学费却需行政审批等等。诸如此类的政策的不完善，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了困扰。

外来的力量进入中国如何保证质量，如何保证教育公平？从2006年到2009年，由于业内对中外合作办学争论不断，教育部一度中止审批。恢复审批至今，教育部针对这种新兴办学模式的评估标准仍未出现。

“现在的中国不是晚清的朝廷。”中文流利的菲尔德是昆山杜克大学本科项目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他认为：目前国外大学进入中国，已不可能像清末的西方传教士那样办学，以“领先者”“教育者”的姿态。“我们更希望将学校打造成一个让中外教育者、中外教授相互交流的平台”。

这些中外合作大学的管理者，多少都透露出了一分身在“特区”的孤独。面对南方周末记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至少能给中国的学生、家长，以及中国的高等教育多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