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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世界贡献与国际认同

2019-12-25 22:42 作者: 中国教育财政 来源: 中国教育财政 浏览:
摘要:从教育改革实践到教育学思想与理论,为什么丰富多样的中国经验、中国思想与中国话语,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创造,如此受到忽视甚至漠视和轻视? 中国一直在孜孜以求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对话,却何以如此? 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的李政...

从教育改革实践到教育学思想与理论,为什么丰富多样的中国经验、中国思想与中国话语,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创造,如此受到忽视甚至漠视和轻视? 中国一直在孜孜以求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对话,却何以如此? 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的李政涛和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文娟在其发表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世界贡献与国际认同》一文中指出,教育学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之所以不高,与四类世纪性瓶颈问题相关:一是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二是如何认识与国际“接轨”,三是我们可以对国际学术界“贡献”什么,四是中国贡献如何获得国际“认同”。它们构成教育学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关系之难”“接轨之难”“贡献之难”和“认同之难”。研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拟定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全球发展与传播战略,最终推动教育学中国话语赢得国际认同,成为世界性话语,成为国际教育学理论与思想的发动机之一。

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包括在西方逐渐盛行的“中国研究”,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如何看待“中国”? 如何理解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其核心要义不是“内容”而是“视野”“视域”,更是“思考方式”。已有研究中国的视角,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从中国看中国”“从西方看中国”和“从周边看中国”。这三个视角的共同弊端是将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要么在中国这边看中国,忘了身外的世界;要么在西方、在周边,在那边看中国,在对岸看中国。其背后是一种“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传统现代”“中国西方”式的二元分割和对立的思维方式。

 

因此,研究认为要实现教育学中国话语的建构,首先期待的转变是“从外到内”与“从旁观其外”到“置身其中”,这意味着需要把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教育学”放在世界版图上予以定位和审视。这里的“中国教育学”不是相对于西方国家或周边国家的教育学,而是“在世界的中国教育学”与“在中国的世界教育学”,它就在“世界之中”。“世界”从此成为研究中国教育和教育学的视角和分析单位,成为以“世界”为单位的“内窥镜”和“内视角”。

如何认识与国际“接轨”

谈起“中国特色”,往往和“国际接轨”连在一起,这种勾连仍然意味着两者不是割裂、更不是对立的关系。相对于“中国特色”而言,对“国际接轨”的理解和解读甚少,常常被视为不言而喻之物而轻易跳过.实际上,“接轨”一词的微言大义既不亚于“中国”,也不逊于“特色”,值得深究细查。它至少具体化为三个问题:什么才是接轨? 接轨之难在哪里? 接轨之后怎么办?

 

研究认为,在学术理论生产和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上,西方教育学界存在“中国盲区”,他们几乎无需了解、更不会运用来自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这与理工科存在明显的不同。不能不说,隐藏其中的根本问题或症结性的问题是:在孔子、老子、庄子等标志性的中国传统思想符号之外,西方教育学界似乎没有关注当代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的现实需要。对此不能简单抱怨、批评和指责对方了事,而要反观自身:中国如何吸引“西方”和“世界”? 如何把了解、学习和引用中国话语与中国成果变成其内在需要? 这是在当下与国际接轨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接轨之后怎么办? 这应当是进入新时代之后再度研讨“与国际接轨”时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也是新阶段的发展目标。

 我们可以为国际学术界“贡献”什么

文章强调接轨之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学习、吸收和借鉴之后,我们能否回馈和贡献给国际社会? 要把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中国经验”和“中国制造”等变成西方教育学界的“内需”,吸引对方了解中国、引用中国,接轨之后的中国教育学界是否能够给予回馈并做出属于自己的学术贡献,是不二法门和唯一路径。

 

走入新时代的中国教育学,首先需要发生的转变是从“取经”走向“写经”,即从“西天取经”走向“中国写经”,写出属于自己的“经书”,纳入已有的世界“经书”之林。这是接轨之后的中国教育学界的“世界担当”。换言之,中国教育学界必须避免在光秃秃的西方概念上建构中国学门的想象,转而通过具体、扎实和富有成效的研究,向世界清晰地展示我们回馈了什么、贡献了什么。在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可以做出的“中国贡献”或“中国回馈”,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回馈和贡献“中国视角”。中国教育学研究要有“自己的眼睛”,一种“眼睛”就是一种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和眼光,故研究视角应聚焦于“教与学的互动生成”;二是回馈和贡献“中国主张”。对于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来说,在中西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关系上,最不缺的是“解释”和“应用”西方理论,最稀缺的是修订与改变西方理论、创生新的理论,这些稀缺都与“学术主张”有关;第三,回馈和贡献“中国范式”。这里的“范式”主要是研究范式或研究典范,其核心是“研究方法论”。有着深厚学术文化积淀和基础的中国教育学完全有可能基于自身的学术文化命脉和教育实践变革的中国经验,在吸收、改造西方研究典范的过程中,凝练生成由核心价值观与世界观、基本预设、思考框架、思维方式等整合而来的新的研究范式,最终把对西方研究典范的复制性或复刻性的研究,变成只有通过中国范式才可能生成的创造性研究,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中国贡献”,也是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中国贡献”如何获得“国际认同”

当中国教育学写出属于自己的经书,如何获得“国际认同”并产生国际影响力?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凭什么让国际认同? 具备什么条件才足以吸引和打动世界,尤其是影响居于世界主流地位的教育学西方话语? 一言以概之:什么样的学术回馈与贡献或者什么样的“经书”,最能吸引、打动并说服世界?

 

首先,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和表述逻辑的学术成果。学术成果形成和表达过程中的表述逻辑相对容易被忽略、因而更值得探究的问题;其次,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思维的学术成果。只有做到“中国制造、国际表述”,才可能让教育学中国话语成为“国际话语”,全球化要求并赋予当代教育学研究以全球视野的可能性,视野之于学术研究的意义,除其制约问题提出的背景之广度和深度,还影响问题提出的方式和研究品质的高低,更事关成果的学术影响力;再次,满足世界需要和解决国际问题的学术成果。从事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研究,就是要“站在世界的肩膀上看中国”,就有可能建构“在世界的中国教育学”,“在中国的世界教育学”,让中国教育学处在“世界之中”。

 

要提升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认同度,当代中国教育学界除了对研究本身做出调整、改变和提升,还需要拟定完整清晰的全球理论发展与传播战略,改变“西强我弱”“话语逆差”等痼疾,提升教育学中国话语的国际能见度与显示度。具体而言,这一传播战略可以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创建研究机构。依托组织平台,吸引国内外学者不仅关注中国教育实践研究,也关注中国教育学理论研究。其二,培育青年人才。先从国内入手,以形成“全球化视野、眼光与思维”、拥有“跨文化学术能力”“全球学术胜任力”和“中国学术成果表述力”为核心目标,提升青年学者对于教育学中国话语的传播自觉和传播能力。其三,举办海外专场论坛.在相关论坛开设“中国专场”,以专题和团队的方式,集中介绍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内创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四,与海外汉学界合作研究。中国诸多杰出的汉学家不仅是“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也是联结西方主流学术界和核心话语体系学术界的纽带。通过与他们的合作研究,打开进入国际学术主流界的通道,提升“中国声音”的显示度。其五,发布影响力报告。可以定期发布“教育学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报告”、“国际教育学界中国研究进展报告”等,密切跟踪、把握相关动态和前沿方向.

 

研究指出,如上传播战略的基本理念与基本目标是“立足中国、参与全球”“中国元素、国际制造”“中国经验、国际表述”,逐渐推动教育学中国话语成为世界性话语,成为国际教育学理论与思想的发动机之一。

介绍文献

 

李政涛、文娟. 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世界贡献与国际认同[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8, 16(3): 62-72.

文献推荐者感言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说:“话语即权力”,而关于话语和权力的知识则是在流动的时空区间内逐渐生成,并且依据话语和权力的优劣之分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由来已久的“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便是话语权力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能动表现。从某种意义来说,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和知识体系在全球化的今天,既有无限发展的空间,又面临着西方文化和话语体系的诸多挑战。因此,研究中提到的要“提升教育学中国话语的国际能见度与显示度”不仅仅要从内容实质和思想范式加以延展,而且要以可持续和全球化的传播战略入手,不断丰富教育学中国话语的维度,逐渐淡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进而在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话语环境中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改变中西方之间的“话语逆差”,真正实现中国教育学“与国际接轨”,进而促使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做出更大的世界贡献,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同。

 

                                                              ——马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ND-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转载自中国教育财政)
 
 
(责任编辑: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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