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港校存在差距，合理的办法是通过引入先进的制度去缩小，而不是刻意回避这种差距
 

　　文‖上海国资记者 刘昌荣

　　又到了一年开学时。香港高校此前陆续完成2012年招收内地本科生工作，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8所高校共录取约1600名内地新生，约较去年的1440人增长11%。其中，香港大学收到内地报名申请逾1.24万份，最终录取363人。

　　近些年内地学子对香港高校的热情一直不减，折射出我们高等教育的哪些问题？《上海国资》就此访问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港校热十年不减

　　《上海国资》：能否回顾一下香港高校内地招生的情况及其变化？

　　熊丙奇：2003年之前，港大等学校到内地来招生都是间接的，比如在内地高校先读书一年，然后再去香港。2003年开始转变为独立招生，一种是放到提前批招收，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一种是在高考之后进行自主招生。自此，香港在内地招生的学校慢慢扩大至十几所，招生规模每年都有所扩大，内地学生前往香港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2006年是个标志性年份，很多内地学生放弃了北大、清华录取的机会，而选择到了香港去深造。此后几年，每年也都有十几位各地的高考状元进港大等学校。2011年，港大录取内地省级高考头名11人，包括北京3名文科头名、上海和湖南文理头名等，相比2010年人数增加近一倍。其文理考生的最低分数线分别为638分和654分。

　　《上海国资》：为什么内地一些高考状元愿意放弃名校的录取机会而选择港校？

　　熊丙奇：香港高校的强势并不是2006年突然出现的，此前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累积。而当年内地学生可以同时报考香港高校和内地高校，也客观上增加了选择的空间和余地。可见，港校和内地高校实际上是一个直接竞争的关系。

　　应当看到，香港学校非常重视对大陆生源的吸收，可以说投入巨大。港校除了为一部分内地生源提供全额奖学金，同时还有许多政府及学校的多层次补贴，一所学校募集的资金往往达到几千万元港币。而另一方面，我们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学校教育质量下滑等，于是到境外特别是香港留学，成为了很多学生新的选择。

　　《上海国资》：港校为何如此重视内地生源？

　　熊丙奇：香港高校之所以重视内地生源，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对于香港的高校来说，办校首先要多元化，最重要的就是生源的多元化。其次，总体上来说，香港从内地招收的生源是比较优秀的学生，普遍比较勤奋，这对港校自身教学研究质量是强有力的支持。再者，香港高校办学具有明确的亚洲和国际化战略，非常希望能在这些未来的内地校友中产生影响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人士，对学校教育发展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而从更实际的层面去分析，香港本土的学生往往将目标放在欧美的老牌学府上；而港校在国际上的吸引力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此，聚焦内地的优秀学生资源，也是港校认清自身在全球高等教育位置后的一种自然抉择。相对来说，他的研究生教育就没有走得那么前面。
 

　　港校秘诀

　　《上海国资》：内地高校与港校的差距在哪里？

　　熊丙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办学质量，是明显优于内地不少高校的，这源于香港高校所选择的现代大学制度，与内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香港高校的优势实际上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优势。所谓现代大学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香港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课程设置自主权、人才培养模式的自主权等，保证教育的自主权，让教师在设置课程时更多地考虑对学生的吸引力。再一个就是学校拥有很大的学术自治空间，学生在学校内的学术活动不会受到任何外部环境的制约，课堂上可以无所不谈，没有观念先行的束缚。在学生自治方面，香港高校学生有大量的社团，学生可以通过这种社团活动进行自我教育，同时维护自身的权益。

　　正是因为有了现代大学制度，香港高校的水平才不断发展。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至今不过20多年，但由于坚持现代大学制度，很快成为了亚洲乃至全球一流高校，2011年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40。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香港大学的课程更加现代，办学也更国际化，学生有很多的机会去进行交换。

　　《上海国资》：能否具体谈谈现代高校制度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熊丙奇：具体来说，现代大学制度之下，校长的遴选由大学理事会负责，而不是由政府任命的。校长不会去追求行政指标，而是为学校教育负责，为师生负责。学校、学生、教授与校长的关系相应也会发生转变，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上级对下级的关系，而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就像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曾经当过8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这8年期间他们学校学生办的校报一直在批评他。但高锟反过来仍无偿地去资助这些校园媒体的发展。在他获得诺奖后，不少人撰写了回忆高锟的文章，对其港中大校长的生涯亦有许多褒奖。

　　其次，香港高校内部教育教学决策都是由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进行的，和其他行政领导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便校长也无法用行政的方式去推动学术教育的行为。这亦是尊重学术和教育规律的表现。但在内地，这种学术和教育决策基本都是行政主导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大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这种风气进一步影响到基层，教授的很多精力用来申请专利、写论文，而忽视了本科的教学，因为这只是工作量，对于考评可能没有什么实质性好处。而香港高校明确提出，本科是立校之本，所有的教授必须为本科生开课。一些港校设有书院制，一部分教授就住在书院里，与学生共同生活。而我们内地能够和学生一起相处的只有辅导员。

　　再一个香港是高度的学生自治，什么叫学生自治，你去看看香港学生对于一些公共事件、一些政治议题的表达就会明了。
 

　　越来越大的差距

　　《上海国资》：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方面，内地的高校做得怎样？

　　熊丙奇：可以说没有一所学校拥有现代大学制度。首先没有办学自主权，招生、课程设置、学科设置都是政府计划统一的，而学校内部教师亦没有教育自主权，不但不能自主设置课程，就连一门课程该怎样教学，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学科也无法自主选择；其次，国内高校学术行政化严重，学术自治的空间受到压缩；教授治校也是纸上谈兵，学校的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应当是分离的，但我们许多学校的校长权力过大，充当了指挥学生与教授的角色；因此学生治校也变成了空谈。

　　我们的高校都不敢提现代大学制度的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我们只敢说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反过来讲，此前民国时期的高校之所以能在那个年代显得异常突出，也是基于这些先进的办学制度。为此，2010年国家提出的教育改革规划纲要都是围绕着这个议题展开的，但是现在落实很难，包括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升学考试制度都遇到很多阻力。原因就在于，这都涉及到政府要向学校放权，不干涉学校的具体办学。最后涉及到的不是每个学校如何去改变的问题，而是内地如何转变教育管理制度的问题。虽然主管部门在规划纲要中有过一些表态，但在制度上目前看来没有一点点松动的实质迹象。可以说，从规划纲要2010年颁布至今，没有一项措施落地。

　　先进制度之下的学校不断提高水平，而我们的高校则止步不前、甚至倒退，两相比较差距越来越明显。

　　《上海国资》：你是否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与港校的差距实际上是拉大的？

　　熊丙奇：确实如此。差距肯定是越来越大的。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报告，我们这几年出国留学的人数每年增加23%，总数已经超过了30万。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那就是学生在衡量了国内外高校的办学质量后的投票选择，根本原因就是香港以及海外的高校办学质量明显要高于内地的高校。

　　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内地的高校实际上很害怕与港校的竞争，以前内地的学生可以参加香港高校的自主招生，同时也可报考内地高校。正是因为2006年大量尖子生放弃北大清华等重点内地学校，选择港校，直接导致从2007年开始，教育部出台新的规定，要求香港地区高校一定要在内地的提前批之前完成录取，如果学生确认赴港，就要把档案拿走，不能够参加内地的提前批和第一批的招生。同时我们内地高校的自主招生，如果学生一旦获得资格，也就无法再参加港校的报考。

　　2009年，教育部进一步出台规定，要求获得内地保送资格的学生，不能够参加香港地区自主招生。这些做法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不让内地的高校正面接受港校的竞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国外，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个学校的录取书，学校只有在对人才的竞争中，才会进一步去完善自身的办学质量。而在我们这里，学生现在是没有可能同时拿到内地和香港高校录取书的。

　　我们与港校存在差距，合理的办法是通过引入先进的制度去缩小这种差距，而不是刻意回避这种差距。内地的高校如果还是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港校的竞争，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批比较好的985、211重点院校没有感觉到生源竞争的压力，因为这些学校是永远能够招满学生的，在回避竞争的状态下，即便他招到的是不那么好的学生，学校也不会自知，仍会满足于现状，也无所谓。现行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优秀的学生在高考之前已经放弃了高考，或赴港或出国，但我们内地的高校却懵然不知，还在为高考的状元们争抢。在我看来，这些状元已经变成不是状元的状元了。